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中唐的古文运动伴随社会上政治改革的潮流和思想界儒学复古之风，应运而生。韩愈、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韩愈的文章内容丰富、独具特色、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极富创造性。而柳宗元的文章观点明确、思想深刻，如《捕蛇者说》。他是中国寓言的继承者，如《三戒》寓意深远。同时，他还把中国的山水游记推向一个高峰，如《永州八记》。进入晚唐，文坛呈现古文渐衰、骈文回潮的趋势。杜牧是此时古文成就最高的。晚唐小品文作家成绩斐然。五代文坛被骈体主宰，古文销声匿迹，无可称述。
名词解释中唐古文运动
唐宋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 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
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除唐代的韩愈、 柳宗元外，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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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安史之乱后，国势衰落，藩镇割据，宦官弄权，由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一次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是在“复古”的口号下，主要对文风、文体和文学语言的一场文学革命，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似。 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所谓“骈文”，是指六朝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
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是始于汉朝，盛行于南北朝的文体。骈文中虽有优秀作品，但大量的是形式僵化、内容空虚的文章。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骈文作为一种文体，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
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
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唐宋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是什么？
唐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古文运动的兴起。
南北朝时代，帝王、贵族左右文坛，为了用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于是特别注意形式美的骈文，发展繁荣起来。骈文一味追求声律、词藻、排偶、用典，形式四、六对仗（用四字和六字的句子组成，互相对称），看起来华丽整齐，内容却空洞无物。文风萎靡，形式僵化，拘束于对偶，拘于平仄，无法自由表达思想感情和政治见解，无法反映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隋文帝时李谔上书反对骈文，说它“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云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他反对骈文的上书却通篇是骈体）隋文帝也深恶文章浮艳，下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就因文表华艳而得罪。但隋炀帝擅长骈文，自以为与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众人，也当选他做皇帝。隋文帝的诏令自然不再有效。唐朝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牍，无不用骈文。北宋有人说：“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唐文士不能作骈文，即无仕进的可能，骈文的盛况可以想见。武周时陈子昂效法西汉古体文作政论，对当时的文风发生了很大影响。唐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摈斥文坛浮艳之风，主张以三代两汉古体文为法，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创作上亦力变排偶为散体，成为韩愈之前古文运动的先驱。唐以前，在文学上无所谓古文。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把自己的奇句单行，继承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对立。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这种复古的主张在当时得到广泛的响应，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安史乱后，大唐帝国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藩镇割据，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和唐王朝的利益发生矛盾。以韩愈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正是从意识领域内来挽救这个严重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以巩固唐帝国。它反映了广大阶层人民的现实要求。韩愈主张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佛道二教，来整饬社会风尚。他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而骈文已经成为表达思想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反对骈文，开展一个文体革新运动，提倡古文。古文不仅语言长短不拘，抒写自由，便于表达思想，而且它本来就是载儒家之道的，因而古代名画也便于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排斥佛、道。韩愈说，我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辞，而且好其道。又说：“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这就是说学古道必须学古文，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也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基本内容。在文体改革方面韩愈主张在继承散文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和创造，反对模拟抄袭的不良文风。强调博学群书又不蹈袭前人，“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做到推陈出新。他认为运用语言，必须“文从字顺”，即合乎自然语气。要从实际出发，“因事陈词”，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韩愈在文道合一和文体改革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为明确具体的主张，而且还将自己的主张贯彻于实践，写了许多优秀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韩愈的古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传奇，皆所擅长，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立论鲜明，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富于说服力，名著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均以发扬儒道为根本，虽有封建说教，但能针砭时弊，其中有些见解，至今仍可借鉴。其记叙文爱憎分明，抒情性强，有的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有的绘声绘色，可泣可歌，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或叙或议，笔锋均带感情。对所写人物满腔同情，对社会黑暗亦多有揭露，充满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总之韩愈的古文雄奇奔放，流畅明快，如长江大河浩瀚千里。语言上亦独具特色，除贯彻其务去陈言和文从字顺的主张外，善于锤炼词句，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他新创的许多精炼的语句，有不少已经成为成语，至今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如“俯首帖耳，摇尾乞怜”，“不平则鸣”、“杂乱无章”、“落井下石”等。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公认的领袖。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地位仅次于韩愈。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反对片面追求词藻的华丽。他认为作家的行为和品德是进行创造的首要条件，写出的作品在社会上应起“褒贬”和“讽喻”的作用，应该写得“词正而理备”。他对古文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写出大量的名篇，在这方面取得了与韩愈相当的成就。他的理论和实践同样是古文运动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柳文说理透辟，雄深雅健，寓意幽微，山水游记尤为出色。他的山水游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所写山水景物生动逼真，细致精彩，呈现出如他自己所说的“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之美，代表作有《永州八记》。他的寓言讽刺小品如《三戒》、《蝜蝂传》等简洁警策，含意深远，鞭笞世态人情，深刻辛辣，耐人寻味。他的传记散文多取材于社会下层，往往通过下层人物的描写，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名篇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及《捕蛇者说》等。在唐德宗贞元时期（785-805，），由于韩愈的努力倡导，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一时“韩门弟子众多”。而李翱、皇甫浞等皆为著名的韩愈的追随者、拥护者。至唐宪宗元和时期（806-820），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影响更大。从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古文写作蔚然极盛，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古文运动”。唐代古文运动提出的“文以载道”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个观点，实质是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这里所说的“道”，固然是指儒家之道，但通过韩、柳的创作表明，他们主张的“传道”、“明道”并不排斥对社会现实的评议、批判和揭露。正因为如此，“文以载道”的主张为后世文人普遍接受。古文运动提倡的散体文同样影响深远。它结束了骈文的长期统治，恢复了古代散文的历史地位，并扩大了它的实用范围，从著书立说扩大到抒情、写景、纪游等。北宋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改革运动，按其主张实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并涌现出更多的优秀古文作家，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新的古文传统。它具有题材更广、与现实生活联系更密切、文学性更强等特点。新的古文传统形成后，支配中国文坛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才被语体文所代替。唐代古文运动的历程
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这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
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这一运动有其发展过程。在骈文盛行时，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陈子昂曾主张“复古”，是文体革新的先驱者。
其后，萧颖士、李华等继起，提出取法三代两汉的主张，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中唐时期虽经安史之乱，唐朝国力衷弱，但贞元以后，社会暂时安定，经济有所发展。
出现了“中兴”的希望。这样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他们提出“载道”、“明道”的口号，这是古文运动的基本理论。
他们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韩愈《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独创精神。
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复兴儒学。
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
不过韩愈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而柳宗元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唐代古文运动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
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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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的理论主张：
关于文学复古主张的提出，并不是唐人的创举。西魏的苏绰和隋的李谔，已有提及，但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初唐的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虽在唐代的影响很大。
却也未形成文体文风改革的普遍气息。直到韩愈、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复兴儒学，才把文学复古的思潮推向高峰。
在韩愈、柳宗元之前，萧颖士、李华倡导宗经，因宗经而自然走向文学的复古，并对宋以及魏晋以后的文学予以否定。到了独孤及则主张“先道德而后文学”，强调文章要有利于教化。
至刘冕则提出“文以明道”，极力突出文章的教化功能，对文学史上一切与教化无关的文学性一概否定。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则提出了更为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古文理论。
韩柳认为，首先，“文以明道”。其次，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众长。韩愈多次提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
柳宗元也说“意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这种亦重道亦重文的态度，已与之前的古文家有所不同。其三，韩柳认为“自树立，不因循”贵在创新。
韩愈认为学习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在文章体式上主张写古文却坚决反对模仿因袭。其四，韩愈论文非常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认为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
从萧颖士、李华到独孤及再到刘冕，他们都对文体文风的改革进行了探索，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都一味强调教化而否定一切文学性作品的态度是偏颇的。
他们的理论主张空言明道，缺乏实践性的品格。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主张，提出文道并重，以及更加完善的古文理论。
为古文的写作提供了依据。但这种“文以明道”注重教化的文学理论使文章充满了道学气息，缺乏真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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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著名的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韩愈和谁
柳宗元。
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
这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复兴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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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愈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
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
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2、柳宗元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
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理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
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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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古文运动的成就是什么
古文运动这种深刻的精神追求，是它有别于初盛唐散文创作的重要特征。文体上的骈散之争从骈文鼎盛的齐梁时期就已经开始，延及唐初，争论不断。唐初，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严厉批评骈文的弊病；李延寿在《北史•文艺传序》中大声疾呼南北文学合流；傅奕、吕才用散体文写反佛文章；陈子昂提倡诗文革新，力斥齐梁，他创造了不少散体文，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上军国利害事》等都深刻地抨击时弊，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安史之乱前后，又涌现了一批古文作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高级的层次上推动了古文的发展。如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粱肃、柳冕等，这些人对韩柳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古文运动之前的散体文创作，其艺术成就都无法与韩柳等人的古文创作相比，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韩柳之前的散体文作者，普遍缺少像韩柳那样深刻而丰富的精神追求。他们在批评骈文，提倡散文时，也多强调文章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如独孤及主张文章要“以五经为源泉”(独弧及《赵郡李公中集序》)；柳冕认为“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他强调文章的社会教化作用，强调文学与儒学合一：“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文章风俗，其弊一也。变之之术，在教其心……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元结等人又特别强调文学的讽时刺世功能，要 “救世劝俗”，“导达情性”。他认为文章应能“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谏之流”(《二风诗论》)“尽劝怨之声音，可以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但这些作者对儒道本身的理解没有根据时代的要求而做出新的阐发，因此其文章不免有说教与僵化之弊，缺少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内涵。 韩柳之文，尤其突出的是抒发了作者内心的感激怨怼之情，韩愈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他所谓的“不平则鸣”在创作中主要指向由现实坎懔所激发的感激怨怼之情。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他提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而柳宗元在被贬谪之后所写的“嬉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痛哭”的作品，也正是他对社会现实的不平之鸣，这就极大丰富了古文的抒情内涵。 其二，韩柳对古文艺术有丰富的思考，这也是前此的散体文作者所普遍缺乏的，他们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道而不轻文：他们都主张文与道二者必须互相结合。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体不备不可以成人，辞不足不可以成文”。柳宗元也一再强调文要“羽翼夫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并强调“文”的重要性：“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2，韩、柳又十分强调作家本人的修养，即重视作家的思想、人格、气质、品德等内在精神力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在《答李翊书》中，明确提出养气说：“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柳宗元也强调作家“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文章，士之末也，然立旨在乎其中。”(《与杨京兆凭书》)并特别强调作家应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韩柳强调作家道德行为和文艺修养，对古文运动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能辨证处理文风的古今之辨。在文风方面，韩柳坚决反对六朝骈文的浮艳之风。韩愈批评骈文“其声轻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杂乱而无章”(《送孟东野序》)。柳宗元也明确反对“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道密以为能”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的颓靡文风。但在创作中，他们并不一味排斥骈文，而是能吸取其长。韩柳之前的散体作者坚执骈散之壁垒，对骈文艺术采取了严厉的批评态度，在创作上也很少加以吸取，相反，韩柳则能广泛吸取各类文体的艺术成就，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但其文章实集“八代之长”；柳宗元早年工于骈文，后期转为古文，对骈文艺术的精华也多有吸取。清人刘开说：“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孟涂文集》卷四《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另一方面，韩柳虽主张师古，但反对因袭剽窃，韩愈明确主张，即使对古人的经典之作，也只能“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柳宗元也反对食古不化，他尖锐地批评“荣古虐今”（《与友人论文书》）的不良风气，痛斥“渔猎前作，戕贼文史”的恶劣作风。总之，韩柳都能在创新中兼取古今之长，因而对古文艺术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是有韩柳的杰出建树，一大批作者参与到古文的创作中，一场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伴随着社会改革应运而生。如何理解唐代古文运动与北宋诗文革新的异同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 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 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古文运动，是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一次文风、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所谓“骈文”，是指六朝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是始于汉朝，盛行于南北朝的文体。骈文中虽有优秀作品，但大量的是形式僵化、内容空虚的文章。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骈文作为一种文体，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这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这一运动有其发展过程。在骈文盛行时，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陈子昂曾主张“复古”，是文体革新的先驱者。其后，萧颖士、李华等继起，提出取法三代两汉的主张，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中唐时期虽经安史之乱，唐朝国力衷弱，但贞元以后，社会暂时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中兴”的希望。这样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他们提出“载道”、“明道”的口号，这是古文运动的基本理论。他们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韩愈《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独创精神。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宋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它是在北宋时期酝酿、发展和完成的。这是一次直接继承中唐新乐府和古文运动精神的大规模的文学复古运动。它是以 复古 为旗帜，来配合北宋政治变法形势的一次全面的文风革新。诗文革新运动的出现，对于整个宋代文学，不但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而且有创作上的示范意义，并由此开创了北宋文坛上新的局面。诗文革新运动的成就，以其理论建树和创作实践两方面的实绩，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在理论上，在唐代古文运动关于文道、文风、语言等方面改革的基础上，比较正确地解决了文、道关系，肯定了平易畅达的文风和易道易晓的语言风格。特别是欧阳修、苏轼的诗文理论，贡献尤为突出。 这对于文论的发展无疑是推进了一大步。在创作实践上，涌现了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苏等一批散文大家，他们的散文有感而发，注重世功，鲜明体现了文道结合的主张，是反映现实的杰出之作。他们以其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和所建立起来的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风格，使得绮靡浮艳风气扫地以尽，并使奇句单行的散文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最终完成了唐代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革新。其影响所及，使得后世之人将他们尊称为 唐宋八大家.在诗歌创作上，以王禹偁、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为代表的作家们，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们继承了前代风、骚的优良传统，以古文家们致用、崇散、平淡等理论主张来贯穿于诗歌创作，与骈丽、浓艳、艰涩相抗。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对南宋金元诗、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诗派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诗文革新运动，对词、赋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其影响所及，使词在题材领域、思想内容、表现手法的多样化方面，都与前不同，并产生了新的词风。在赋的创作上，突破了唐代律赋的严格的字韵限制，杂以散文句式，多用虚词，使律赋变为文赋。骈文也与过去的辞藻华美，堆积典故的文风不同，经过改造后，也变得平易可读。 北宋诗文革新的最后完成，意味着与政治革新密切相关、以扫荡浮靡文风为号召的文学革新运动到此结束，确立了有宋一代平易典要的文风。以风、骚为本的风雅观，以崇尚平淡古健的艺术标准，从此成为贯穿于宋元明清文论中的主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