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运动”具体内容是什么
清末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推行的把北京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运动。它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言文一致”是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国语统一”是现代白话要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国语。这个运动对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和推行，对于文体改革和文字拼音化，都有一定的贡献。
产生的经过 由于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在清末的后十年,就已经提出统一国语的问题。最早提到“国语”这个名称的，是当时被委任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1902年他去日本考察学政，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绩，深受感动，回国后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主张在学校教学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设立“国语编查委员会”，负责编订研究事宜。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的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1912年民国成立后，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先从统一汉字的读音做起，召开“读音统一会”。 1913年“读音统一会”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定读音（即“国音”）和拼切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也叫“国音字母”)。议定以后，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于是在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组织“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掀起了一个催促北洋政府公布注音字母和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的运动。研究会规定了 5项任务：①调查各省方言；②选定标准语；③编辑标准语的语法辞典；④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⑤编辑国语刊物。提出学校的“国文”教科书改称“国语”教科书。运动得到各地教育界人士的响应。国语研究会的会员4年中增加到12000多人。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专教注音字母及国语,并于11月公布了“注音字母”。同年，《新青年》等刊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开始用白话文写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政府的推行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并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与此同时，又通令修改原来的《国民学校令》，规定首先教授注音字母，改革教科书的文体和教学方法等，这样，国语运动在学校方面得到了初步的成功。 “国语”的推行 “五四”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主要工作是修订注音字母方案，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扩大国语的教育和应用，以及出版、宣传等。普通话的由来
关于普通话的来历：
“普通话”一词，是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
关于普通话的由来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才确定的。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明：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广泛应用。
普通话的由来的源头：汉民族共同语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时期就产生了。当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汉代的民族共同语叫“通语”。唐宋时期，人们写文章、作诗词非常注意使用“正音”(国家颁布的读音)。明清时期的汉民族共同语叫“官话”。民国时期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成立后的汉民族共同语叫“普通话”。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它作为我们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一方面，作为北方方言代表的北京话，数百年来作为官府的通用语言传播到了全国各地，而发展成为“官话";另一方面，“白话文运动”以后，作家们自觉地用普通话写作，涌现出一大批作为普通话书面语规范的典范作品。“国语运动”又在口语方面增强了北京话的代表性，促使北京语音成为全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北方方言区自身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人口优势等客观条件奠定了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
普通话的由来实质上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所以北京人说的话在大多数人看来跟普通话差不多。
台湾为什么也说普通话呢?
台湾和大陆说的都是20世纪初推行的“国语”。
1902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总教习吴汝伦前往日本考察，见到日本正在推广“国语”，又称“共同语”。吴汝伦回国之后，提出中国也应该推广国语。他以为，中国的国语以北京话为基准。此后中国开始推行“国语运动”。
台湾省在二战结束后光复，国民党政府开始接管台湾，就是积极推行“国语教育运动”，也就是“国语学习运动”。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在到台后不久发表的“施政要点”中说，希望台胞三四年内能说国语。此后用了大概十年时间，“国语”在台湾得到了普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改为推广以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普通话的标准与国语略有不同,但是运动的性质仍旧一样，是国语运动的继续。
扩展资料：
普通话在台湾的普及对增进台胞对祖国的认识与理解、对促进两岸交流，乃至统一，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台胞对“国语运动”响应之热烈，出人意料。且不说政府免费举办的，就连社会上收费的国语补习班，报名就读者也十分踊跃。至于前者，报名者更是争先恐后。由70军政治部借用当地中、小学教室开办的十余处“国语补习夜校”，处处爆满。
学生中，年长者六七十岁，年轻的十几岁；有家庭妇女、职业妇女、职工、商贩和普通劳动者（如人力车夫）等。开学那天，学生们争着翻看新书，前来认识老师，也有相互招呼的，课室里气氛十分热烈。而一旦开课，教室里人很安静。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国语运动
普通话手抄报资料、内容怎么写？
由来口号意义 其实很多辣...随便抄上点就行了 ...
普通话的由来 民族共同语是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识别一个独立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 汉民族共同语最晚在上古的夏商周时期就产生了。当时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汉代的民族共同语叫“通语”。唐宋时期，人们写文章、作诗词非常注意使用“正音”（国家颁布的读音）。明清时期的汉民族共同语叫“官话”。民国时期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成立后的汉民族共同语叫“普通话”。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它作为我们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一方面，作为北方方言代表的北京话，数百年来作为官府的通用语言传播到了全国各地，而发展成为“官话"；另一方面，“白话文运动”以后，作家们自觉地用普通话写作，涌现出一大批作为普通话书面语规范的典范作品。“国语运动”又在口语方面增强了北京话的代表性，促使北京语音成为全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北方方言区自身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人口优势等客观条件奠定了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推广普通话宣传口号 (1)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2) 积极普及民族共同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3) 爱国旗，唱国歌，说普通话 (4) 四海同音，万众一心 (5) 普通话：神州音，华夏情 (6) 普及普通话，四海是一家 (7) 面向现代化，推广普通话 (8) 积极普及普通话，齐心协力奔小康 (9) 树立语言规范意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10) 推广普通话，公务员要带头 (11) 新闻媒体要成为推广普通话的榜样 (12) 普通话是我们的校园语言 (13) 我是中国娃，爱说普通话 (14) 普通话： 情感的纽带，沟通的桥梁 (15) 说普通话，迎四方宾客；用文明语，送一片真情 (16) 沟通——从普通话开始 (1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8) 说普通话，从我做起 (19) 说好普通话，朋友遍天下 (20) 普通话，使你我靠得更近 (21) 普通话——时代的需求，时尚的追求 (22) 普通话——让生活更精彩，让社会更温馨 (23) 普通话同青春携手，文明语和时尚并肩 (24) 文明语深入男女老少心，普通话融汇东西南北情 (25) 心相印，语相通，共奔小康乐融融 (26) 实现顺畅交流，构建和谐社会推广普通话的意义 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大力推广、积极普及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有利于消除语言隔阂，促进社会交往，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普及普通话的需求日益迫切。推广普及普通话，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有利于促进人员交流，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培育统一的大市场。 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增进各民族各地区的交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语言文字能力是文化素质的基本内容，推广普及普通话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贯彻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有利于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信息技术水平是衡量国家科技水平的标志之一。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是提高中文信息处理水平的先决条件。推广普及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有利于推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总之，推广普及普通话有利于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需要，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具体行动。是先有拼音还是先有读音？
先有读音后才有拼音，拼音产生于现代。
一、汉语拼音运动与国语和普通话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汉民族标准语的拼音方案。 汉民族标准语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兴起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最初指的是汉语拼音运动（当时叫“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清末民初的三大语文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改革语言文字，普及教育，以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然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民族。国语运动是建立和推广汉民族标准语口语的运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提倡用能够表达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正式书面语的运动。三个运动各有自己的追求目标，但内在关系却十分密切。就历史渊源关系说，切音字运动发生最早并引发了国语运动。其后，国语标准音的确立，注音字母的制定，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都是由此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前奏可以远溯至明末，但是导致中国社会产生声势浩大的汉语拼音运动，其直接原因是中国人至今铭心刻骨的“甲午”国耻。这一点钱玄同在《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1929）一文中说得很清楚：“1894年（甲午），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形体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于是，“推行简字以谋求普及教育的运动，日盛一日……”。其实，文字领域中的思想革新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汉字几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已经发生动摇。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了赔偿巨额军费之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等地。其时，朝野震惊，激发了社会民众，特别是有进取精神的知识阶层的爱国天良，大家推究中国失败的原因，一致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家断不能富强。”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就首先带头呼吁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纷纷起来创制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也就是汉语拼音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据统计，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犹有案可查的各种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这一时期的拼音方案大多为拼写某种方言而设计的，但拼音文字毕竟是一种拼写语言声音的文字，所以一开始就触及了汉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被当时称之为“从事切音运动第一人”的卢戆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1892）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同时，又倡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这样全国“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而无言也。”这些话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文字改革的范围，涉及民族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了。 但是，卢戆章设计的各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仍然是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他后来向清政府学部呈交的《中国切音字母》也就因此被认为“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而批驳了。之后不久，一种体现民族共同语发展趋向的切音方案—－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立刻脱颖而出了。它拼写的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京音官话”，字母形式完全采用汉字的偏旁。《官话合声字母》通行极广，遍及大半个中国，“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遍及十三个省。”王照本人可谓完全把握了当时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他在《官话合声字母》序中就明确宣称：“语言必归划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吴汝伦的支持并跟张之洞以及管学大臣张百熙一起奏请朝廷在“学堂章程”中规定“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理由是“各国语言皆归一致”，清朝也应“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他们的奏请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于是，汉语拼音运动在引发了国语统一运动，并与国语统一运动合而为一的同时，得以从民间跻身政府。之后，清政府学部在“国语教育事业”（1911）中规定拼音“简字”的用途有二：一是拼合国语，二是范正汉字读音，并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规定在宣统八年（1916）普及国语。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十月，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于是，经公决并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确定国音，制定字母，统一国语的运动，实际是由下一个社会和国民政府开展起来的。 从上面简略的回顾中，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王照他们两人的拼音方案的命运，实在是足以发人深省的。 二、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的历史渊源关系 1912年，民国成立后，政府继续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国语标准音经过“京（音）国（音）问题”大辩论，由“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修正为纯以京音为准的新国音，其后注音字母也更名为注音符号，并成为推行国语的利器，使国语进入师范及小学语文教学中，在电台广播、电影、话剧等领域中建立了牢固的阵地。 民国时期，从官话到国语，从老国音到新国音，国语运动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使自然形成的没有明确标准的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官话）成为有明确规范的高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国语和普通话），必须选择一种自然语言，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国语运动在长期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中国语言的心”（刘复语），明确宣布以北京（系）作为统一全国语言的标准音（见《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这是它最大的历史功绩，它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开展的汉语规范化运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汉语拼音运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国语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直至五十年代后期的汉语拼音方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充分吸收了过去许多拼音设计，特别是国罗和北拉的许多宝贵经验，并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方案固然有它匠心独运之处。但更多的是吸取并发展了历史上许多拼音设计的长处。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说一说汉语拼音方案与注音符号、国罗、北拉以及其他拼音设计的继承发展关系。孙中山本来想把粤语做官方语言的？
粤语差点成为官方语言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
广东人孙中山否决了粤语做国语，要不是他老人家，中国的语言更难统一了 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要想统一什么也不会没有争议，语言也不会例外。辛亥革命成功，帝制崩塌，天下共和，首届国会争论中国“国语”，不少颇具实力的人物提议奉粤语为国语，而且并非势孤力单，因为当时的国会议员广东人已经超过半数，如果都对自己的语言偏爱，通过这一法案似乎无法阻挡。可是中山先生力排众议，跳出乡土观念，劝说同乡，并不辞劳苦地逐个说服，劝那些粤籍同乡还是以大局为重，放弃具有九个音阶、难懂难推广的广州话，奉北京话为国语。即使这样，赞同北京话的优势也不明显，粤语仅以一票之差败给京话而未能晋身成为国语，国语终被定为京话。若不是孙中山的威望，恐怕北京话必败无疑，至此粤语便与“一统天下”的至尊地位只差一步。如果粤语成为国语，至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人都须讲粤语，那会给后来推广普通话带来更大的困难。 之后，又进行了国语统一运动及推广普通话运动。虽然当时中国经济落后，但依然有“国语统一筹备会”这样的机构。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放弃了被讽为“联合音系”的“老国音”，确立北京语音为国语的标准音，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北京话的地位。1932年民国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即“新国音”)，修订了“老国音”，较之建国后的普通话，它更立足于北京的土语土音。由于在颁布之后长期作为学校教科和各种字典、词典的语音依据，因此对巩固甚至扩展北京土语土音的势力无疑发挥了巨大作用。 至于1949年建国之后，中央也在考虑推行哪种方言作为国语，最后考虑到北京话作为国语已经普遍接受了，所以依然沿用北京话为普通话。普通话的来历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它作为我们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一方面，作为北方方言代表的北京话，数百年来作为官府的通用语言传播到了全国各地，而发展成为“官话"；另一方面，“白话文运动”以后，作家们自觉地用普通话写作，涌现出一大批作为普通话书面语规范的典范作品。“国语运动”又在口语方面增强了北京话的代表性，促使北京语音成为全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北方方言区自身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人口优势等客观条件奠定了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