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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完成了三大改造后 发展理论是不是张培刚老先生的《发展经济学》 以发展重工业为主
经济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因此“十五”期间要全面加快城市化。我个人却认为，我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主要问题在于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水平较低，而人口城市化与就业非农化是基本一致的，并不存在严重滞后的问题。如果忽视以就业结构非农化的发展为基础，片面去加快城市化，不仅难以达到目的，还会导致以就业问题为中心的城市问题严重化。我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认为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观点，主要是以工业产值比重来衡量工业化的。然而，由于我国的工业产值比重片面演进，以此来反映工业化水平并不恰当。根据工业化理论和国际经验，在这种条件下，衡量工业化水平的主要指标应当是人均GDP水平或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同时，与城市化进程直接相联系的工业化指标，也主要是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而不是工业的产值比重。从我国1952年以来近50年的经验数据看，城市化率的上升与工业产值比重上升的相关性较低，而与就业结构非农化的相关性则明显较强。从国际比较看，以人均GNP水平作为衡量依据，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其他国家的一般变动趋势相比，与相近收入水平国家的数据相比，特别是与亚洲国家的相应数据相比，并不存在明显的偏差。再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与城市化率的关系看，以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为衡量依据，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与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比较也不存在明显偏低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严重滞后，城市化率较低是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和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较低相一致的。问题在于工业化的偏差而不在于城市化的偏差与国际上的一般趋势比较，我国的城市化率远远低于工业产值比重，但问题不在于城市化的偏差，而在于工业化的偏差。工业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变，并通过这种转变带动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与城市化率上升联系密切的不是产出结构的转变而是就业结构的转变，因为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才直接带动了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因此，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而我国工业化中的问题，正在于产出结构工业化超前与就业结构非农化滞后的较大偏差。这种偏差主要表现在：工业产值比重片面上升，超过了人均收入水平上升所引起的需求结构转变的要求；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发展滞后，影响了非农产业就业的增长。这些偏差导致工业化不能有效带动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转变，从而带动城市化的进程。而城市化率主要随着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而变动，则是一种符合经济规律的现象，即使这个进程相对缓慢，也不是城市化本身的问题。工业化的偏差还表现在产业选择和地域推进上，即改革前的片面重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过度农村工业化，这两个方面导致产值结构转变与就业结构转变的偏离，影响了工业化的有规律演进及其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因此，这两个偏差影响了工业化过程中就业结构的较快转变及其对人口城市化的带动效应。只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才能加快城市化进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变动关系，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存在着较大差别。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表明，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聚集效应使工业比重上升对城市化率上升具有直接和较大的带动作用；而当工业化接近和进入中期阶段之后，产业结构转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超过了聚集效应的作用，城市化的演进更多地表现为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的拉动。在这个阶段，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明显快于生产比重的上升，而这主要不是工业而是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带动的。也就是说，当工业化演进到较高阶段之后，对城市化进程的主导作用逐步由工业转变为整个非农产业，就业结构的变化也越来越不同于产出结构的变化并起着更大的作用，这使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我国城市化率较低的基本原因在于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较低。而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低是由于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了非农就业的增长及其比重的上升。服务业的比重远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结构问题，也是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偏差的主要原因。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具有明显较高的就业弹性，并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对整个就业的带动效应（而工业则由于劳动生产率的较快增长而引起就业功能的相对下降）。同时，从我国“ 十五”至2010年期间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看，工业就业比重上升的空间已经较小，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较快上升只能主要依靠服务业的迅速扩张。因此，要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必须通过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来带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这是我国推进城市化的基本途径，也是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中心内容。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服务业发展拉动非农就业增长而带动城市化率的上升，而城市化的加快也能够促进服务业的较快扩张。不过，从二者发展的逻辑顺序和长期进程来看，主要趋势是先有服务业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再有农村人口的转移和城市化率的上升。而且，未来10年我国城市服务业扩张的空间很大，而城市人口的增长则受到城市就业增长的制约。从这个角度看，处理两者关系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主要通过加快服务业发展来带动城市化，而不是反过来，将重点放在依靠加快城市化来促进服务业发展上。否则，就可能导致城市化进程不能有效加快反而使现有城市问题（尤其是城市就业问题）严重化的后果。
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到底是谁
张培刚（1913.7.10-2011.11.23），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中国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
发展经济学读书笔记
发展经济学读书笔记
记得我念本科的时候，发展经济学还是一门比较核心的课程。随着经济学学术主流的认知和中国经济格调的确立，发展经济学似乎的确是开始消停了。从学术来看，似乎经验与试验下来，是进口替代也不成，出口导向也不成；大推进也不成，非平衡增长也不成；失败的大多数国家固然不成，而成功的小部分也随先后爆炸出破绽。于是最后得出一些结论，比如人力资本之较资本，金融之较产业，农业之较工业，市场之较计划，等等，两端对立到最后辨证统一，却不免还是废话。由而导出路径多元来，导出制度的人本意义来，就转向了新制度经济学去。后发展经济学可以用现代方法论来重写范式，可以用数学技术来精细种植课题，但这并不能给予发展经济学以新的生命力，因为缺乏政策意义的建设性。中国似乎是从极左矫枉过正到了极右去，既有的发展经济学成就被置若罔闻，就如同张培刚先生在跃进时代的荒废。新左的反动缺乏力量，不仅仅是偏激，文化、历史、政治、法律的影响固然已经为国外前沿所关注，却仍然未完整且传递隔阂于国内的平均知识水准。谭崇台先生力主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三阶段划分说，是不以人云，不执两分，看清楚了渊源的。进一步说，发展经济学实际回到了经济学本原上，不妨将之视为一个大概念，将狭义定义的国家发展命题作为应用，而在理论上将之包容起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制度、技术，生产、分配，乃至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融合与分解。如此解构了发展经济学，才是真正的颠覆了发展经济学，也才能确定经济学在发展问题上的边界。此次重读了一遍发展经济学的通用教材，得到两点领悟。首先是进一步理解了相对价格与序数偏好的意义；理解了效用和需求的意愿约束与能力约束；理解了起于人、止于人的供给本质和供需的转化；理解了边际递减作为一个自然规律和作为一个现实约束的细分。其次是由将技术和制度对立，意识到了技术被制度诱致，技术是要素组合下的选择。技术是人和自然的组合，但制度却不只是人和人的契约。对于制度概念理解的继续深入是何其艰深，现在越来越了解汪丁丁的学术路径，但分工下对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一难穷尽和动态更新，二难这些学科本身尚未成熟到能与经济学印证、互助。物理学的不可测、混沌、相对论，似乎是蕴涵了经济与发展的核心，但这就抹杀了意义，除非定义意义只在于解释。当然或许如何科学与非科学都是只是解释。说法而已。那么看来，唯一能做一下的，还只是运用经济学去切入基因粮食种植之类的冷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