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病好了以后，仍旧一面在粤商自治会教书，一面在咨议局做事。咨议局开办的时候就辟了一间图书室，在我的卧室隔壁。
局里议员们开会才来，开完会就走，无论在会前会后会中，都很少在图书室停留；因此这间图书室，好像是为了我一个人而创办的。
除了在粤商自治会教书和为革命奔走外，我一天到晚都在图书室里。那个图书室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各科新时代的书籍，却都有一两本，所以种种知识，我都得些基础，而二十四史记通志，会典等，亦在这时浏览。
当时广东的赌风很盛，倡禁之议，时有所闻，丘仓海先生和陈炯明是激烈主张禁止的；于是在咨议局某次大会时，就由陈炯明等提出了禁赌案。
议员里面有一个姓苏的，系赌商，非常阔绰，因此大家就叫他苏大阔。
他想假使这个提案通过，对他有很大的不利，于是在大会将要开幕前，利用金钱，收买议员，并且天天请客。
结果不少议员，利令智昏，受了他的收买。这种情形，丘先生是知道的，并且认定这案很有被否决的可能。
但是为了要明了那一个人赞成那一个人反对起见，当大会表决该案的那天，他叫陈炯明临时提议，说本案关系重大，所以表决的方式，应该比平时的郑重，主张用记名表决来代替惯例的起立表决法，凡是赞成的，在票面上写个自己的名字和
“可”字，反对的写个自己的名字和
“否”字。苏某等不明白这个用意，竟让陈炯明所提的表决法成立了。而禁赌案如丘先生所料，却被否决。
投票时，由我登记。完毕后，议长向我索阅票子。我说：“全部票子，我一一登记，开列清单；这一部分是可票，这一部分是否票。如若议长要把全部票子拿去，请现在单上签字。”他没有想到这着，就不敢要了。
散会后，苏大阔又大请其客。我对古湘芹先生说：“这个咨议局名为‘民意’机关，实际是‘猪仔’议场，实在不愿意再干下去，我决定辞职。”古先生说：“是的，我也有同样感觉，如若你辞职，我也跟着你辞职。”当晚我把议场的情形，全部
“可”
“否”票的名单，赤裸裸地送到报馆发表；同时提呈辞职。有一位同事，系丘先生的亲信，看见我这种举动，大为惊骇，怕出乱子，就报告丘先生。
丘先生对他说：“海滨这样做是很对的。”跟着古先生也提出辞呈。议长虽然极力挽留，我们却不顾而去。
既而丘先生和全部投
“可”票的议员，都提出辞职，事态变成严重。社会人士拥护公论，在明伦堂开大会，声援禁赌。
这样，投
“否”票的议员，迫于情势，也就不得不辞职了。这一片辞职声，引起了清廷派出按察使，劝业道和巡警道三位大员来查办。
他们请我和古先生吃饭，藉以询问此事的经过真相，席间我们除了陈述该事的始末外，并且很注意所谓堂堂大员的言论和动态，只觉得他们虚有其表，那末是很容易应付的了。
对于此案，清廷迫于清议，对投
“否”票的议员，都准许辞职，而对投
“可”票的，则都予挽留。我们和古先生便仍回原职。社会舆论对于这桩事情，都表示好评，并且说我的贡献是大的。
甚至广州民间唱本的木鱼书和船上卖药的演说，都错认我是议员，李主这次禁赌的。
这这是不虞之誉。后来丘先生兼任两广方言学堂监督，要我去任教师，担任讲授国际公法，经济，财政等科，每周二十多小时。
于是这时我一身兼三职，而方言学堂的功课还要自己编讲义，所以忙得不可开交。
幸而方言学堂分为11班，每班的教材相同，因此编一次讲义可以在各班通用，这节省了很多时间。
此后我每月所得薪水，加上粤商自治会咨议局等，共二百多元，使我除寄汇家用外，能够有充分的余款作为奔走革命和接济同志之用。
那时举办一事，或主任款项，少则一二元，至多亦不过十元；所以我的收入，足够应付了。
因为丘先生喜欢革命党人，我又介绍朱执信先生来共事。到了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将要发难时，我和朱先生事务甚多，兼之《可报》又将要开办，势难兼顾，犹恐连累到丘先生，就相继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