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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章 论道大会,神佛进京!

    陈以勤回阁。

    不是为了商量“清丈田亩、均地于民”的可能性,而是为了移交政务。

    一,是阁务,二,是礼部事。

    阁务方面,张居正领了,有着一心二用的天赋,能者多劳嘛。

    礼部事,李春芳领了,军政分离在新年到来时,就会正式施行,到时候,李春芳的兵部,就成了个空壳。

    多出的时间、空闲,刚好能代理礼部事,关于礼制,李春芳及其家族,虽然比不上陈以勤的了解,但本嘉靖朝大礼、大节较少,勉强能应付过来。

    交托了阁务、礼部事后,陈以勤朝着张居正、高拱、胡宗宪、李春芳深鞠一躬,便转身离去。

    没有与同侪交流‘清丈田亩、均地于民’的细则,毕竟,几人都是田地既得利益者,和老鼠商量怎么抓老鼠,陈以勤还没有昏头到那个地步。

    出了内阁,锦衣卫十三太保之一的朱七便在阁门前等候了,接下来,将由朱七陪伴着陈以勤走遍两京一十三省,清田、丈地、均地,锦衣卫的任务很重。

    而陈洪提督的东厂,锦衣卫内部评价是,‘年三十打只兔子,有也过年,没也过年’。

    陈以勤踪影消失。

    高拱、李春芳立刻裁了张信纸,掭好了笔,去信回乡。

    目的很简单,赶快变卖家族所有田地,最后一亩都别留,尽可能减少家族损失。

    张居正瞥了眼高、李二人,倒也没有说什么,高拱老家开封新郑,李春芳老家扬州兴化,而‘清丈田亩、均地于民’又是从京畿先开始,相信要不了多久,河南、南直隶都会得知新国策的消息。

    高家、李家田亩众多,纵使变卖,也是打包脱手给其他官绅、大族、豪强,坑害不了普通百姓。

    就不必在意了。

    张居正望向坐在案牍后愣神的胡宗宪,没有想太多,脱口而出道:“汝贞,你怎么不写信回…”

    说到这里,张居正没再说下去,这才想起胡宗宪老家南直隶徽州府的现状。

    一府六县之地,几乎被推倒重来,胡宗宪的家族是徽商财东,在圣上默然下,才坐在了‘污点证人’席,徽商商帮商人花名册、徽商商帮资助官员花名册,两本花名册,作为胡宗宪家族戴罪立功的证据,为朝野所承认。

    为了寻求自保,胡宗宪勒令家族退还了所有从徽商商帮的所得,当然,一些花掉的金银钱粮,朝廷也没有再去计较。

    极度恐惧的胡宗宪家族,被吓得把除祖祠以外的东西,都主动上交了朝廷,其中,就包括家族的全部土地。

    不过,这要说胡宗宪就此穷了,那还不至于,之前胡宗宪两儿子,长子胡桂奇、次子胡松奇,可是京城有名的“商道之神”,从徽商手中豪赚了两三百万两银子。

    不得不说,胡桂奇、胡松奇是有脑子的,虽然那是徽商摆明了给胡家送银子,但兄弟俩也让前去送银子的徽商带走了东西。

    酒和茶!

    要知道,这世间许多东西都是有价钱的,盐再涨,也翻不了倍,粮食再涨,也不能让人吃不起。

    但自古以来,酒、茶无定价,别看都是二斤粮食出一斤酒,五斤鲜茶出一斤干茶。

    可名贵的酒,就是敢狮子大开口,敢要价,一壶名酒,百两银子、千两银子,乃至万两银子都有售过,利润岂止百倍、千倍?

    到底有多好喝,就见仁见智了,张居正知道,百两银、千两银的酒,还能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万两银的酒,其实已经不是酒了,是‘人事’,是送礼拎的东西。

    价值不在物品本身,而在抬高物品背后的利益输送。

    酒无定价,茶叶亦是如此,名茶千金难得一两,蕴含的东西更多。

    所以,不管朝野、民间如何质疑胡桂奇、胡松奇,但这两商道鬼才,真给了人东西,也真没给人办事。

    买卖全凭自愿,你给我银子,我给了你酒和茶叶,你说我的酒和茶叶不值那个价格,嫌贵。

    胡氏兄弟只想说:“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不要睁着眼睛乱说……有些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俸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当奸商?”

    自由定价,自由买卖,哪怕朝廷想追责,追讨那二百多万两银子都无从下手。

    简而言之,胡氏兄弟结结实实给大明朝人上了堂商道课。

    包括朝廷。

    大明律法的漏洞,在酒类、茶类买卖上缺乏管理。

    气不过的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法司专门上了道奏疏,请朝廷对酒类进行定价,所有酒类,在本地价格都不能超过同等重量粮食价格的五倍,在外地价格不能超过同等重量粮食价格的十倍。

    所有茶类,干脆就统一了标准,不论本地、外地,不能超过一两银子一两茶叶。

    内阁票拟通过后报给了玉熙宫,玉熙宫也照准了,但新法不办旧事,那二百多万两银子,终究还落到了胡家兄弟手中。

    胡宗宪以父之名,让兄弟二人拿出了一百万两银子运回徽州老家,帮助族人做些小买卖。

    胡氏族人由奢入俭,生了不少波澜,但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徽州府还在恢复秩序,胡家也就还没有开始买卖田地,以后也不用再买了。

    等清丈田亩、均地于民的国策推行到徽州府,等着分地就可以了,不需要送信回去。

    胡宗宪知道元辅想说什么,叹了口气,苦笑道:“我以后,怕是回不去老家喽!”

    不管怎样,徽州府被推倒重来,胡家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不光彩的,大量徽州府人死去,作为当朝阁老,胡宗宪没起到挽救家乡的作用,那些失去了亲人的乡人,不敢怪罪圣上,不敢怪罪朝廷,万般怨怼都归到了胡宗宪一身。

    胡宗宪不想去辩解,也就不想死后落叶归根了,他为大明朝做了这么多事,归身入大山、大川,也是件雅事。

    张居正默然不语,许多事情,不能用单纯的对错去衡量,胡宗宪,是大明朝的功臣,百年之后无法魂归故土,也是件悲事。

    高拱、李春芳无心悲喜,命人尽快将信笺送回老家,家族钱粮要紧。

    ……

    朱厚熜打坐的蒲团本是设在一座三层八角的台子上。

    最上一层取的是乾卦,乾卦数“九”,最下一层取的是坤卦,坤卦数“一”,中间那层便是乾坤中间那个“五”数。

    蒲团便是九五之尊!

    台子的八角自然应对八卦,也便是他平时看似随意踱步,实则踏问吉凶的卦位。

    吕芳回到玉熙宫复命,黄锦又调来了“三武一宗”灭佛的总录。

    朱厚熜盘坐在蒲团上闭目冥思,两眼倏地睁开了,接着他将横卧在膝上的罄杵拿起敲击了一下台子旁的铜罄。

    “当”的一声中,他伸开了腿,从蒲团上下来了,走下三层台阶,来到了装满檀木箱子的总录前。

    从头翻阅这些录述,寻求解决道统、佛统的办法。

    所谓‘三武一宗灭佛’,是指在过去历史上,曾发生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事件。

    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以及后周世宗柴荣发起的灭佛事件。

    随着佛门的发展,佛门寺院开始享有特权,僧侣不但不从事生产,不服兵役劳役,而且拥有大量的仆役和田产。

    这对王朝经济和军事造成的影响日益凸显,经济的下滑,对外军事的失败,必然会引起了世俗民间的不满,最终导致了由朝廷发起的毁损寺院、佛像、经书、没收财产、禁民信佛等事件。

    然而,三武一宗灭佛,在沉重打击佛门的同时,加快了佛门中原化的进程。

    四次灭佛之后,佛门为求自保,开始主动与儒、道融合,逐渐承认儒家的纲常伦理,学会向王权低头,并接纳了道门中的相关思想。

    但历史,总是在不断重蹈覆辙,从这些冰冷的文字中,朱厚熜能感受到,在佛门、道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朝廷要出重拳的必然性。

    首先,发展之初的冲突。“华夷之辨”本土保守势力对佛门有着天然的排斥屏障。

    从佛门传入华夏的初期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佛门迅速发展时期,本土士人阶层一直将其作为“西方之学”。

    这种观念一直到文化开放的唐朝,也从未消失过,其代表为韩愈的《谏迎佛骨表》。

    在佛门发展的过程,也是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

    北魏太武帝激烈灭佛以及北周武帝“民主”灭佛,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向儒教示好。

    作为落后异族统治中原,必须要自我融入中原先进的文化之中,以巩固自我统治集团的话语权。

    因而,周武帝认为“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仪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

    他还说:“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厚其风教,殊乖中国……既非正教,所以废之。”

    其次,限制佛教,是皇帝为巩固统治所采取的必然性手段,而灭佛只是这种必然措施中的其一体现。

    佛门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势必会导致寺院经济扩张、僧尼个人腰包增长、僧尼人数激增、逃税等现象。

    在北周武帝时,佞佛的开支已占财政开支三分之一;据《旧唐书》的记载,唐武宗时“十分天下财,而佛有其七八”。

    这显然是皇帝、朝廷都无法接受的事情。

    再就是,佛门自身义理的阐释,促使佛门成为其他道统相排斥的对象。

    首当其冲的便是佛门的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佛门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空,与道门主张的“无”有相似之处。

    “空”泯灭了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地位的差别,主张众生平等。

    一方面,这与高度集权下的等级社会不相适应。

    佛门中的“不拜君亲”、轮回理论,均与儒家思想相抵触,也为皇权所不容。

    因此,北魏太武帝“虽重佛教,但自幼已讽诵老庄”。

    北魏太武帝在即位之初,大力推广佛门,可结果呢,受到皇帝礼遇的佛门,在信心膨胀后,纵容佛教徒走出佛门,反对北魏的统治,使“王法废而不行”,特别是盖吴起义爆发后,佛教僧侣竟与叛军通谋,企图谋反。

    但凡脑子没问题的皇帝,都无法容忍佛门再猖獗下去,更何况志在统一全国的北魏太武帝。

    所以,在道士寇谦之、信奉道教的重臣崔浩的影响下,转变了崇佛的态度,下令灭佛。

    而世间最大的恨,莫过于由爱生恨,佛门为妄为付出了惨痛代价。

    北魏太武帝下旨坑杀所有僧人,毁坏佛像,而且对信仰佛门,制造泥、铜等各种佛像的人,也要屠杀,致使“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太武帝灭佛,遂成了四次灭佛事件中最为血腥残酷的一次。

    而在唐朝,得益于李唐集团的推崇和玄奘天竺取经后的大力宣讲,佛门再次大为发展。

    唐武宗李炎即位之初,僧尼人数近三十万,寺院近五万座。

    日渐壮大的僧侣队伍,不知是忘记了过去的教训,还是汲取了过去的教训,竟然将触手伸到了朝廷中,且形成一股不小政治势力。

    在朝廷内部,有三十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显官贵爵,有的甚至被封为将军,参与军机要事。

    还有僧人与权贵交往密切,气焰极为嚣张,作奸犯科,“(出家人)殖货营生,仗亲树党,蓄妻养子”。

    忘了佛门五戒,忘了六根清净,佛僧们有了妻儿,诞了子嗣,荒唐无稽。

    再加上唐武宗本就痴迷道门,在道门推波助澜下,在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人的进言及宰相李德裕的参与下,唐武宗下令灭佛。

    因为唐朝是统一王朝,又值盛世末尾,所以唐武宗的灭佛,在四次灭佛运动中对佛门的打击是最沉重的。

    短短四个月时间内,共拆除大的寺院一千六百余所,小的寺院四万多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没收良田数十万顷。

    另外,还把十五万寺院奴婢释收为两税户。

    佛门经典大量被毁,极盛一时的中华佛家八宗,除禅宗外,全都日薄西山。

    或许是时间消磨了痛苦,后周世宗时的佛门,虽经过唐武宗灭佛运动的沉重打击,但在朝野、民间仍有一定的势力。

    大量有用之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剃度出家,造成人才的流失。

    周世宗灭佛的原因,便是要将佛教徒中这部分有用之人发掘出来,为其所用。

    而且,一些佛教徒的奢侈生活,引来了本就钱荒的周世宗的窥视,这在民间叫做“露白”。

    显德二年,周世宗下令灭佛,禁止私度僧尼,严禁奴婢、罪犯等出家,废除所有无敕寺院,不允许新建寺院。

    僧尼中有怀才抱器、年少骁勇者,若想出仕任官、从军报国者,可以申请应试,朝廷量其才而用。

    革除佛门中的一些旧弊端,对有些僧尼采取的烧臂炼指、钉截手足等毁坏身体的做法,一律禁止。

    而那些用于蛊惑人心的旁门左道、妖幻之术,也一并禁止。

    没收民间铜器佛像,用以铸钱,克服国家钱荒困难。

    每年造僧帐两册,将寺院僧尼数目报告中央,僧尼凡帐籍内无名者,均令还俗。

    可以说,佛门的所作所为,对得起这样的结果。

    显德六年,周世宗死于北征途中,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了政权,建立宋朝,才下令恢复佛教,灭佛运动结束。

    这三次灭佛,都是皇帝直接下令以军队镇压,朱厚熜虽然很欣赏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周世宗的手段,但不适合大明朝。

    人活于世,有的信仰也是个好事。

    朱厚熜想要灭佛、灭道,是为了解决道门、佛门,道众、僧众过多,且不事生产,还拖累朝廷财政的问题。

    是以,朱厚熜的目光,更多放在了周武帝宇文邕灭佛上。

    天和元年五月和三年八月,周武帝先后两次召集百官、僧侣、道士等于大殿,亲自为其讲解《礼记》,想利用儒学来改造佛、道二教。

    天和四年二月,周武帝再次召集众人讨论佛、道教义,此次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佛教方面的,其抑佛意图更加明显。

    建德二年,周武帝第三次大讨论儒、释、道问题,定三教次序,“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其抑佛意图公开化。

    然后便是灭佛,建德三年,周武帝下令禁断佛门,毁坏、没收寺院,焚毁经像,勒令僧尼还俗。

    六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下令在北齐旧境内继续禁断佛门,致使许多僧人逃往南方。

    要灭佛,先抑佛,再让儒释道三门斗法,最后完成灭佛的想法。

    如此手段,堪称完美。

    朱厚熜也是看到周武帝时,才想起当今腐朽的儒门。

    也是时候,将儒门也拉出来溜溜了。

    建德二年至今,正好一千年,以三教次序重定,调动这世间的‘大贤者’、‘大法师’、‘大真人’进京辩论,让三教‘火拼’。

    等到时间成熟,儒、释、道,一起解决。

    朱厚熜的嘴角有了笑纹,眼中的光也格外的亮,道:“传旨,诏令天下贤者、法师、真人于新年进京,既为万民祈福,也为论道定序!”

    ……

    内阁,政务堂。

    张居正、高拱、胡宗宪、李春芳恭领圣旨,再命人传到两京一十三省,传给三千寺庙、八百道观,以及儒家大贤。

    圣旨在内阁,属于中转了下,便去降到该领的人手里。

    但四位阁老在抬起头后,默契地望向彼此,眼神中满是忧虑之色。

    圣旨前半段,请儒、释、道的大贤者、大法师、大真人进京祈福,阁老们直接略过。

    侍奉圣上这么多年,哪还能不知道这斋醮祈福屁用没有。

    别看圣上修玄炼道,但‘聪明莫过帝王’,圣上绝对不会认为此界真的有圣人、佛祖、神仙的。

    祈福,不过是为了引出接下来,让儒释道的人进京,重新定序的借口。

    这在张居正、高拱、李春芳看来,这是圣上对之前儒家士子反抗新政降下的惩罚。

    千年来,儒士的地位,都源自于建德二年那场大辩论,现在,圣上要重新确立儒释道三门的次序,不得不说,作为传统儒家弟子,心里还是有点慌的。

    哪怕明知道佛门、道门,很难是儒门的对手,但是,大辩论的胜负,很多时候,不是在辩论之内,而在辩论之外。

    站立在权力巅峰,内阁的所有人都明白一个道理,万事万物都是相通的。

    儒门有的道理,道门、佛门也都有,反之亦然。

    大贤者、大法师、大真人,都各自信仰了自己一辈子,哪能轻易就被说服?

    儒释道大辩论这事,尤以道门、佛门的对决最多,光是为世人所熟知的,就有十四场之多。

    从北魏到元朝,跨越数百年,涉及多位皇帝和无数高僧、道士。

    最终结果,是佛门赢了七场,道门赢了四场,平了三场。

    而这能说道门大真人不如佛门大法师吗?

    就连佛门内部也都明白,佛门是赢在了辩论之外。

    换句话说,皇帝、朝廷想让谁赢,谁就能赢。

    这便是周武宗举办了七场道佛大辩论,而道门一场未胜的真正原因。

    张、高、李都在担心,儒门是不是真被圣上厌恶了,科举暂停,儒门再丢掉至高位置,那在民间的地位就要一落千丈了。

    身为儒门弟子,必须要做点什么,于是对视一眼后,便各自归位,挥笔疾书,要请熟知的儒家大贤出山进京。

    胡宗宪还是没有动作,他的恩师是严嵩,就注定了他没有相熟的儒家大贤,再就是,他在思考一个问题。

    虽是儒门弟子,但胡宗宪也要说,圣人的书是用来看的,拿来办事是百无一用,如今不为圣上所喜,没落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可要说圣上对道门、佛门有多喜欢,胡宗宪也觉得不见得,这些方外之人的想法,既不利于大明朝稳定,也不利于皇权的统治,站到思想高地,甚至还不如儒门。

    圣上不可能不明白这道理,可又要让儒释道重新定序,好怪!

    隐约间,胡宗宪脑海中灵光一闪,似乎抓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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