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皇子，无论是追求盛世的文治策略，还是开拓疆土的赫赫武功，才能和智慧都源于其早期所接受的教育，而其中皇子老师的教诲又是重中之重。选择正确老师，有时就意味着盛世的来临；选择错误老师，有时就意味着国运的衰败。
帝选选择标准
皇子皇孙虽贵为天子之身，但其成长历程也同常人一样；人不学，不知道。同时，皇帝负担着家天下的重任，非寻常之人所能胜任，老皇帝自然对皇子的教育十分重视。
朱元璋称帝第一年，为了弥补自己小时未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的遗憾，命人在宫中修建了大本堂，以此作为太子和诸皇子学习的场所，大本堂中藏有大量历代图籍。朱元璋在修建大本堂的同时，诏告天下，聘请各地名儒，以育皇子。一时间名师荟萃京都，只为进入大本堂面授皇子皇孙。这些前来应诏之人。大都是满腹经纶的大儒，其中不乏宋濂这样的名臣宿耄。这些名师，前后一共十余年，耐心细致地向太子和诸王讲解四书五经，对于皇子们后来治国平天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明朝，通常教皇子读书的人称为讲读官，他们担任太子教育的重任。这些讲读官大都为学养深粹之人。对一名优秀讲读官的选择标准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德行，讲官必须是端良厚重、老成识体的正人君子；二是才学，讲官必须是学问渊博、融会贯通的博学鸿儒之士。
明清两朝，选取皇子老师的角度和考察内容大致都是相同的。首先皇室非常注重的是老师的博学的程度，其次是看他们的人格和名声。明神宗朱翊钧五岁就已经开始读书了，当时他的父亲穆宗朱载厦，亲自挑选当朝声名显赫、品端识博的高级官员作为他的老师，如高仪、张四维、沈鲤等，这些人无不是学富五车之辈。太子从小就向这些人学习，无疑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和见解都要超过常人很多。博学多才、道德高尚、品格端庄、名声显赫，是选择老师时必须要考察的几条标准。法国传教士白晋在1697年时，曾记录了如此一段话，作为他对清朝挑选的皇帝师傅的看法：
这些皇子的教师都是翰林院中最博学的人，他们的保傅都是从青年时期起就在宫廷里培养的第一流人物。
清朝的皇子皇孙读书也都有各自的老师。但同明代相比，清朝建国初期，皇子们的老师中鲜有汉族人，而教授儒家经典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历史上非常注重皇家教育的的孝庄皇太后，对孙子康熙帝玄烨的教育十分严格。在请老师这一件事上，她自然也不敢怠慢，为康熙聘请了很有名望、学识渊博的饱学之士，且要求他们遵循“严有益，而宽多误”的宗旨教育康熙。清朝的皇室还更注重对皇子们的马上功夫的教育。康熙的骑射教师就是一名忠实严格，且精通射术的侍卫默尔根。但是，令人觉得遗憾的是，孝庄却不给康熙延请汉学名宿来教授儒家典籍，以至于年幼的康熙只能向宫中的太监和宫女学习儒家经典。他曾说：
朕八岁登基，即知黾勉学问。彼时教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之人，其教书惟以经书为要。
到了晚年，康熙非常看重对皇子们的教育，他甚至在京师西郊海淀西边的丹陵片，建造了一座“避喧听政”的畅春园，这里同时也是皇太子读书的地方。同他年幼时学习儒家典籍的经历相比，皇子们要幸福得多。在太子六岁的时候，开明的康熙帝就为其延请了当朝大学士张英和李光地来专门教授读书。康熙为子延请名师，已经表明清朝最高统治者在满汉融合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康熙还为皇子们的教育煞费苦心，立有许多训诫之语，一直是皇家教育的语录典范。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皇室越发重视对汉学名宿、博学明理的太子师傅的选取。后来的乾隆帝曾先后受业于庶吉士福敏、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朱轼、徐元梦和翰林院编修蔡世远等人。
至清朝晚期，皇室对延请名师更为看重。
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就是在任期还未满的情况下，直接从山西调到京城，担任幼年咸丰的老师，且一做就是17年。同样，到了光绪帝时，翁同??担任幼年光绪的教育重担，并一任就是22年。清朝最后一任皇帝，也是中国封建帝王社会的最后一任皇帝溥仪，虽顽劣不堪，且处于封建社会土崩瓦解的末期，但其老师也是当时最有名的大儒，仅教习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的就有当朝名儒陈宝琛、陆润庠、徐坊等人。并且，根据当时社会的情况，溥仪还配备了一名英文教师庄士敦，此人的学历甚高，曾在牛津大学攻读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获硕士学位。
到了清朝后期，这些教习皇帝的老师，已经不单单是授业解惑意义上的老师了，在如何治理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国道路等方面，这些老师都直接影响了后来登上皇位的皇子。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已经兼任当时王朝中的宰相一职了。
总体来说，明清两朝在为皇子延请老师这一点上，具有非常强的目的性，就是为了塑造新一代的皇室接班人，所以教育的出发点比常人要高出许多。同时，这些老师的教学也有其明确的方向性，只选取那些能够帮助治理国家、能够激发皇子雄心壮志的书籍来教授。
各展其才、各用其道
朱元璋在修建大本堂后，聘请四方名儒到堂中教授诸位皇子。他曾亲自写信给一位名气很大，但隐居乡间的宿儒，征召其入京来做诸位皇子的老师。此人的名字叫李希颜，李希颜是个性格刚烈，不屈不折的宿儒。他名气大，但脾气也大。上课时，操一把戒尺，诸皇子稍有冒犯或偷懒，便要受到戒尺的惩罚。这样的性格脾气，明清皇子的老师中鲜有其人。有一次，李希颜把其中一个皇子的额头打得肿起包来，朱元璋几乎要发火责怪李希颜，而善解人意的马皇后在一旁劝解，说李希颜是以圣人之道来教育皇子，不应该费陉。朱元璋这才消气。敢如此严格对待皇子，无视皇家之天威，李希颜无疑是第一人。而到了末代皇帝溥仪，他敢用脚丫子去夹自己满语老师的胡须，也不会受到惩罚。在他旁边，还有专门的伴读，供怒火中烧的老师发泄，可对他任意胡作非为，老师也不敢责怪，甚至连语气稍重的话语都没有。
然而整个明代，这样的老师少之又少，以至于明代大部分的皇帝，很少有能静下心来读书的，也只有明神宗每天天刚刚亮就去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又御讲筵，再读史书，即使隆冬盛暑也不间断，坚持达十年之久。他如何能成为明代各朝皇帝中的“好学者”？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担任太傅的张居正。张居正作为帝王之师，勤勉严格，对神宗管教十分严厉，另外，太子生母李太后在宫中对神宗严格督促与约束，神宗方能坚持十余年的学习，而一旦张居正去世，神宗不久就放弃了学业。其他的不少明代皇帝在皇储阶段就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也缺乏自律性，主要跟缺少严格的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与明朝的太傅们对太子学业的忧心忡忡相比，清朝的老师则要好得多。清朝的皇家教育比明朝的规范得多，而老师也可以与皇子们朝夕相处。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影响皇子。皇子们在与其老师共同的生活学习中，耳濡目染，自然也能学到更多。
从康熙大帝以后，皇家教育愈发凸显出皇子师傅的作用。这主要得益于清朝独创的秘密立储制的皇位继承，而不是明朝的嫡长制继承皇位。在清代以前，太子的培养与其余皇子在培养上是分开的，而清朝则是从上书房教育中观察诸位皇子贤德与才能，确定最终的皇位继承人，这一点把皇子老师的地位无形中再次提高。于是皇子们愈发刻苦，而皇子的老师也愈发敬业。
清朝上书房老师不仅教授皇子们治国策略、安天下的知识，还以其性格和习惯影响皇子。让雍正皇帝获益最大的一位老师名叫顾八代，此人品学兼优，堪称人伦师表。他在康熙二十三年以侍讲学士入值上书房，后升到礼部尚书。退休后，过着清贫的生活，甚至死时家中拿不出钱来为他办理丧事。这样的老师无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雍正。《清史稿》中曾这样记载顾八代如下：
及卒，贫无以敛，世宗亲临奠，经纪其丧。雍正四年，诏复官，加太傅，予祭葬，谥文端，又以其贫，赐其家白金万。八年，建贤良祠京师，谕满洲大臣当入祀者五人......
顾八代去世时身无分文，很难把这样的家境与皇子老师的身份联系起来。然而从雍正对他的感激之情来看，他对雍正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当时京师之中，建贤良祠，死后可人祀的满洲大臣也仅有五位。
随着立储制的不断完善，到了清朝末期，在某种意义上，老师甚至成为了皇帝最贴心的人，师生感情之深，早超越了师徒之间的友谊，甚至已包含父亲对子辈的关怀、子辈对父亲的爱戴和尊敬。这样的教与学已经超越书本和知识的界限，融入到生活之中，乃至关系到人生观的塑造。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就是这样一位老师。因为少年不谙世事即人宫当了皇帝，加之有慈禧太后严厉的束缚，幼年光绪帝。心灵闭塞，不愿与人交流。翁同??的到来，则让他重新体会到关怀和慈爱。从刚开始厌读到最后自觉地埋头苦读，这种天翻地覆的改变，在皇家教育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光绪三年，翁同因要返乡修缮祖墓，必须离开皇宫一段时间。翁同走后，光绪顿感寂寞，不用心读书，只是思念自己的恩师翁同??，太监在旁边监督他读书，他就静静翻书，不读不背，甚至连一点声音都不发出。等翁同修完祖坟，返回上书房，重新教授光绪功课时，年幼的光绪帝几乎哭出声来，见到老师的第一句话便是：“我想念您时间太久太久了！”之后，便赶紧去取书，大声朗读起来。从光绪8岁到长大成人，翁同一直在光绪身边教授功课，漫长的22年里，师生情谊，早超越了君臣之礼。翁同无疑是光绪的人生导师。
除此之外，清朝的老师为了帮助自己教授的皇子登上皇位，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逐渐演变成军师的角色。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咸丰帝和他的恩师杜受田。在咸丰帝奕让6岁的时候，杜受田人宫教授咸丰帝读书，前后共计17年。奕伫最大的优点是极为听从杜受田的劝诫和说导。当时，道光帝最大的问题是立何子为储君，而最后的人选则落到了四皇子（即后来的咸丰帝）奕。芝和六皇子奕诉身上。谁能坐上大清王朝皇帝的宝座？杜受田长期伴随道光皇帝左右，深知其喜欢仁孝治国，于是在对四皇子奕伫的教育中，特别强化这一点。而聪明异常且相貌端庄的六皇子奕诉恰因为自己的老师卓秉恬没有领悟道光帝的喜好，只一味强调自己的能力和眼光，最终在储君竞争中败下阵来。
这生些老师，或是纯粹意义上的授业解惑，或是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影响皇子。
影响帝王一生的师生之情
恰因为皇子们的老师在其年少时给予教导，让其以后登上皇位、治理天下时，才可以拥有满腹策略从容应付天下。皇子们长大成人后，自然对自己的恩师感恩戴德。在上一段的文字里，雍正为其老师顾八代死后建贤良祠，已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个封建社会所遵循的师生礼仪，在高高在上的皇宫里，依然行得通。皇子们长时间与各自老师一起学习生活，自然而然就培养了一种亲密的师生感情。有时这种感情，比冷漠无情、争权夺势的皇宫里的真正的父子之情还要深厚。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常常教育太子朱标，要他善于从优秀的师傅那里学习，并尊重自己的师傅。在朱标众多的师傅中，对他影响最大，同时也是给予他最多的，应当首推居“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明史匪五ゴ?分性?迹?
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
作为太子的老师，能够让太子言必称师父，而不是倚天子之威，藐视师尊，是何等难得？这也反映了朱标对于宋濂的无限感激之情。后来，宋濂告老还乡，却因其长孙卷入谋反一案之中，71岁的宋濂被押解到南京。朱元璋不念旧情，欲下杀手。马太后出面劝谏：“民间延一师，尚始终不忘恭敬，宋先生亲教太子诸王，岂忍杀之！”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民间思想，搬到了*的朝廷之上。而太子朱标是敢于出来劝谏的第二人。结果，朱元璋恼羞成怒，大骂太子朱标。朱标见朱元璋连父子之情也不再顾及，救自己恩师的希望已经微乎其微，竟然跳水自杀，想随宋濂而去，幸好被左右随从救起。也许是这种深厚的师生之情感动了朱元璋，也许是白发苍苍、年迈无力的宋濂实在是可怜，最终，他免于一死，改为流放到四川。
到了明朝中叶，太傅张居正和明神宗的师生关系也尤为让人称赞。神宗在日常生活中对服侍他的那些人，甚至是司礼监冯保这样一位幼年时亲自照顾他长大的人连名字都不提，但在谈论到张居正的时候，张口闭口以先生称呼。张居正曾屡次提起自己和神宗这种深厚的师生情谊，并言两人已经达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信”的境界：
幸主上虽在冲年，已具大有为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讲读，因而商榷政事，从容造膝，动息必咨，仆亦得以罄竭忠悃，知无不言，言无不信。
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信的朋友又能有几个？如此看来，张居正和明神宗的关系虽非父子，但早已超越父子之间的关心和爱护。
清末的光绪帝幼年胆小怕事，尤其怕雷，而其老师翁同龠则给予了幼年光绪最无微不至的关怀。有时，在书房中惊闻雷声，光绪马上扑到翁同龠的怀中。。而翁同??在出入上书房时，非常小心，唯恐惊吓了年幼的皇帝。到后来，上课闲暇之时，光绪帝常常依偎在翁同龠的怀里，轻轻捋着翁老师的胡须。此情此景，只会让人想起日常生活中的祖孙之情。
乾隆帝先后受业于庶吉士福敏、署翰林院掌院学士朱轼、徐元梦和翰林院编修蔡世远等人，这个清朝历史上最意满志得的皇帝，对其老师也是感恩戴德。13岁开始教授乾隆读书的朱轼去世后，当时已经登上皇帝宝座的乾隆如此评论自己的恩师：“大学士朱轼品行端方，学术醇正，为圣祖简用大臣。皇考眷注有加，简任机务，纯修清德，望重朝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