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谋生技能之一，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狩猎逐渐地具有了娱乐、军事、体育的多重性质，成为习武练兵、强身健体、振奋精神、谋取收获的一项集体性的综合运动。《周礼》中记载君王四季田猎，分别称作春搜、夏苗、秋、冬狩，作为礼仪的田猎被后来的统治者沿袭了下来。
在战国之前，狩猎是军事大典，为练兵的综合演习，《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了这样低俗作品请删除，赵国在边境上集结了大批的军队。魏王以为是赵军要进攻魏国，便要调兵遣将以为防备。魏公子无忌的情报灵通，得知是赵王狩猎，这才免去了一场惊慌。一个诸侯王的狩猎就和打仗一样，说明了其规模乏大，随着军事战术的变化，狩猎不再作为阅军的大典，而变成为帝王的娱乐。汉武帝刘彻是最喜欢狞猎的，”以驰逐野兽为乐”。他的文臣枚乘在《七发》中描述狩猎娱乐的情景说：在风和日暖的春天，乘着轻快的马车，带着华丽的弓箭，白刃闪光，旌旗蔽日。
唐代的开国皇帝是通过武力夺取天下的，血雨腥风的磨砺，使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个个武艺高强，英勇善战。喜爱狩猎，擅长骑射，是当时上层社会的主流时尚，唐太宗李世民甚至还把弓不虚发、箭不妄中的狩猎放在与国家统一、国泰民安同等重要的地位，提出了他的著名的人生观——三乐之说：“大丈夫在世，乐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给人足，一乐也；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二乐也；六合大同，万方咸庆，张乐高宴，上下欢洽，三乐也。”巢王李元吉更是痴迷：“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
唐代帝王的狩猎活动，有正规的规模庞大的田猎和随意灵活、不拘形式的小型打猎，仲冬季节举行的田猎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活动被纳入五礼之一的军礼之中。我们从《新唐书•礼乐志》《文献通考•唐开元礼•皇帝田狩仪》的记载可以了解到，唐代帝王的田猎活动气势庞大，从事先的准备到具体的实施过程，从获取的猎物到结束后的分配、赏赐，都有一套复杂的礼仪，宛若一场谋划周密的重大军事战役。田猎不仅注重个人的身体素质、武艺技能，还讲究集体的配合、整体水平的发挥，其特点颇似现代体育中竞技极强的足球比赛。田猎的地点比较空旷，地势比较复杂，或在京城附近，或在较远的其他地区，如咸阳县的周氏陂、泾阳的华池、同州的沙苑、岐州的凤泉汤等等。时间短则1天，长则5天以上。比之田猎，帝王平时的狩猎，规模则比较小，仅有大臣从驾、武士护卫，人员精干，灵活随意，更注重的是个人的体能、胆略、骑射技能和心理素质，地点一般在皇家宫苑和长安城周围的野外山林，如三苑（即都城北边的东内苑、西内苑、禁苑）、长安城周围的昆明池、咸宜宫、骊山、上宜川、高陵、渭川等等。诗人王维的《观猎》描写的就是在渭川狩猎的场景：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唐代，狩猎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火攻、围猎、网捕、索套、骑马箭射等，有时是几种方法同时使用。用火攻法时，先纵火焚烧草木，使野兽难以逃脱，最后捕获之。
以狩猎为乐，在唐代皇族之中最为盛行，唐高祖李渊统一天下之后，每年都要举行一、二次大的狩猎。唐太宗李世民在狩猎中亲手刺死”犯驾”的野猪，称之为”天策上将击贼”。李世民的弟弟齐王元吉宣称：”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唐玄宗要在禾苗盛长的夏季出猎，府司马卧在他的马前进谏：“今农在田，陛下何得非时以损下人！”唐敬宗夜猎回来肆虐下人，为打球将所杀。1971年陕西省发掘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发现墓道壁画中有一幅《狩猎出行图》。整个画面有四、五十骑，旗帜招展，骏马奔腾，显示了唐代贵族狩猎场面的热烈壮观。
奔驰在山林草原之间；战马嘶鸣，飞箭如雨，武士拿着刀剑奔走呐喊：连最凶猛的禽兽见了，也为之心惊肉颤，经过一番追逐鏖战，猎获物把后车装满。日暮天黑，山林深处举行盛大的庆宴，篝火烧烤的野味喷香，大碗的美酒斟满，歌舞欢乐之后是沉醉的酣眠。
清王室起于我国北方的长白山麓，世以狩猎作为练武和谋生的手段，”无辐耕猎，有亭征调”。后来，为了防止八旗军贪图安逸，荒废骑射，清王室恢复了古代狩猎阅军制度。不过这时不是用的射驭，而是骑射。特别是康熙、乾隆两朝，更为重视狩猎，每年都要进行一至二次大的狩猎活动，据《东华录》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开辟了热河木兰围场，把木兰秋狝定作一项大典，集蒙古各部在木兰围猎并进行塞宴，康熙曾告诉他的臣下说：“有人谓朕塞外行围，劳苦军士，不知承平日久，岂可遂忘武备！军旅数兴，师武臣力，克底有功，此皆勤于训练之故也。”康熙把几次平定叛乱的功绩，归功于围猎训练之勤，这说明他本人确是从练武出发进行狩猎的，康熙晚年曾对他的近臣说：”朕自幼至老，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只，熊二十、豹二十丑、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射获诸兽，不胜计矣。”乾隆时还能保持”皆因田猎以讲武事”，其后的几个帝王便把木兰围场作为避暑娱乐之地了。咸丰爱新觉罗奕詝，竟借木兰秋称之名，逃离京城，放弃对英法联军的抵抗，这与木兰秋狝的本意更背道而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