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明一边讲述着往事，一边抽着香烟，不大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屁股，其中有我抽的三根。我站起身给他续了茶水，羽佳哭的稀里哗啦，追问着王子明。“那我妈后来是怎么去世的？”
王子明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带着我们一起继续着他的回忆......
在部队那会，很多战友都给家里寄信，时不时的就听有战友说家里寄来了衣服，寄来了土特产，也有的捧着父母的信潸然泪下的。班里的战友经常问我为啥不见我写信？难道就没有亲人了？其实我最挂念的就是姜大爷和傻妞，还有桂花。玉凤我倒没有太多的想念，毕竟桂花怀了我的孩子，可后来我才知道，其实玉凤一直在家里等着我。
姜大爷不认字，我也就没有要写信的人，桂花的在县城的地址我也不清楚；但我心里一直记挂着他们。
那会村里子别说电话了，就连电都没通上。十多里外的镇上邮电所里的电话是全镇惟一的一部，那会谁家里要是有个急事，大部分都通过电报联系。
春去秋来，花开叶落，转眼的功夫就是匆匆三年，那一年我被提干，成了一名解放军军官。一天，我带着战士们在训练场上呐喊着一二三四，高呼着保卫祖国的时候，连里的文书急匆匆地送来一份电报。‘姜大爷病危，速回！’
起初营长不让我回，说训练任务紧的很，姜大爷也只是一个邻居。我把自己的身世讲给了教导员和他听后，俩人一个不语，一个哭的像个女人。最后营长给了我十天的假期。
姜大爷还是躺在那张破旧的草席床上，那杆旱烟袋高高的挂在床头的墙上。村里人说，自从生病后就再没看他抽过。因疾病缠身，姜大爷整个人就剩下了皮包骨头，嘴巴张的大大的，两个眼睛死死得盯着透亮的屋顶。
我说：“大爷，我回来了。”
他一动不动。
我又说：“大爷，我是子明，我回来看你了。”
这时他才缓缓的伸出手拉着我，脸上露出了一丝欢喜。我看着他嘴唇微微颤抖想必是有话要对我说，我托着他的后背将他扶起来靠在床头。他用微颤的声音告诉我，在我走后的第二年秋天，玉凤生了个女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羽佳，陶圩镇村里村外只要知道这事的人都骂她不要脸，说在外面给别人生了个野种。玉凤只能顶着众人的辱骂和指指点点低头度日。树要长皮人要脸面，玉凤的大哥玉卓受不了了，对着玉凤竟是挖苦和讽刺。玉凤也想着要到部队找我，只要找到我们村的村长就能得知部队的地址，可玉凤担心影响我，只能忍气吞声。一日满面愁云的玉凤在家门前的池塘边洗尿布时不小心滑进了水塘，等乡亲们把她捞起来的时已经不行了。也有人说玉凤是故意的，她受不了镇上人的闲言碎语，更是为了让大哥玉卓和母亲能抬起头来做人。
听姜大爷吃力的讲着，我眼泪早已滴到了脚面。我说：“我对不起玉凤。”
姜大爷看我哭，用手抹了抹我脸颊的眼泪，说了一句“都是苦命的娃”后就松开了手。
姜大爷死了，闭眼走的那一刻，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两个字，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是感觉比自己亲生父亲去世那会还要伤心。
姜大爷身前是村子里辈分最长的老人，出丧前一天，村长总围着我转来转去，听说我在部队提成了干部，态度跟以前相比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毕恭毕敬地跟着我问有什么要村里帮忙的？我说没有别的要求，帮我把姜大爷安葬了，我要村里有史以来最大的安葬仪式！
按照那会的风俗，老人去世是要儿子摔“丧盆”的，丧盆就是陶瓷制的容器，代表老人生前吃饭的锅灶，摔得越碎越方便老人带走。抬棺的人要等村里一位孤寡老人高喊起丧后摔碎了丧盆才能抬棺入土，这时要高吹唢呐，只要是老人的晚辈亲属都需要在这个时候下跪送终。一般摔丧盆的都是去世老人的长子或长孙，只是姜大爷没有儿子，也没孙子。
村长为难地看着我说：“子明啊，我看姜老头这丧是出不了了？”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村长连忙说：“得叫姜大叔，姜大叔。”
我说：“姜大爷身前待我如同亲生儿子，今天他老人家归西，我王子明岂能袖手旁观，我来给他当这个儿子。”
村长一点不敢怠慢，立即请了唢呐队，找了个孤人给了些钱，为姜大爷洗了身子又换上了新衣服，小心翼翼地把姜大爷移至棺材里。我从墙上摘下那根旱烟斗放入棺材，看着双目紧闭的姜大爷，内心像是被针扎一样的痛。
第二天一早，我顶着麻衣孝布，手里捧着丧盆站在姜大爷的棺前，身后是几百号的父老乡亲，他们个个头顶孝布，表情凝重。年长的孤人对着天空大喊了一声：“起丧！”我摔碎丧盆，众乡亲在悲调的唢呐声中同时下跪。“老长辈，一路走好......”